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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社會對八十後的理解，是現今的青年人缺乏向上流動，或「上唔到位」。不論是基層青年苦無出路，即使是高學歷的研究生，也面對艱苦的處境。早前就有報導指研究生的出路窄，助理教授的職位少，而大學向公眾展示的研究生「成功例子」，竟然是靠炒樓發達。很多大學都會舉辦就業講座，而大學生的生涯規劃，似乎就是幾多歲前讀書、幾多歲前結婚。我有另一個朋友，大學報讀法律，竟然是因為年期長，剛好可以不必工作而銜接她28歲結婚的目標。今日我就約訪了一位八十後青年學者，談談八十後的生涯規劃。
高高瘦瘦的陳劍青，一副書生的斯文樣子。驟眼看上去有點年輕時的木村拓哉的氣質。作為一個讀書人的他，一直沒有像其他年青人般去做暑期工、儲錢去旅行等。大學期間做問卷訪問，都是學多於做。而學士畢業後留校做學術研究、做助教，似乎已是他工作經驗的全部。畢業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所民間智庫工作，名銜是項目發展主任，實質仍是研究和學術相關的工作。
八十後的時代使命
作為「八十後」這一身份界定的堅定倡議者之一，劍青認為「八十後」是一個比生物性的「青年」蘊涵更多內容的觀念，是一個我們時代要處理的問題。1984年草簽的《中英聯合聲明》，注定「八十後」一出生就要見證回歸。我們成長期間接受殖民地教育，回歸又見證著「香港之死」的實現 – 「一切都愈來愈差，不是與英國人對揚的 一好一差，而是「更差」的對照。例如以前還有一些窮人的生活空間，但現在已消失了。一些基本的法治精神也消失了。」劍青說。而到了2046年，作為八十後的他將見證另一場轉變。
「我們一代被視為是在過渡期出生的嬰兒，如果我地唔做啲野，就只會活在過渡期。如果用行動改變時勢，就可以扭轉過渡期的命運」。八十後因此有「時代命運」及「時代使命」兩個面向。
「這是我們一輩人的使命」
因此他要把「八十後」變成運動綱領，以期帶來改變。「有份塑造今日局面的五六七十後更應參與，隨後的九十後、二千後也可以參與，這是八十後運動的開放性。而八十後運動只是一個開端。因此我堅持用八十後，也反對「每個年代也有青年問題」的說法。」劍青就曾與社運朋友就此辯論。當時一些社運人認為八十後是一個身份標籤，是劃界自限與分化，排除了「六七十後」，所以應用最涵括性的「青年」作為身份。劍青就認為「青年」也是一個身份劃分，同樣會排除「老年」。邊界劃分是在政治中無可避免的，而不是要拒絕的。
世代之爭
對於上一輩，劍青認為自己的上一輩是把所有的生命與資源累積給下一代，彷彿自己的生命有一個很清晰的任務。「例如我母親就十分勤力，由朝做到晚都不會有怨言。有咩家務都會一個人做晒。但我沒有這種要累積給下一代的規劃。」劍青認為這一輩人有一種末世意識。「例如對2012的恐懼，如果繼續生育，是否對下一代真好？出生在這樣的環境，真的會快樂嗎？我們是否要繼續這樣剝削環境下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