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立方獸 （原文刊於明報）

社交網絡媒體Facebook 早前發起了一個名為「十年挑戰」(10 Years Challenge) 的活動，叫使用者上載自己十年前後的相片，對比一下用戶十年前後的變化。不少網民參與其中，上載了自己的私人照片。然而，有心思慎密的網民在對照活動細則和Facebook用戶守則後發現Facebook或許正在利用大量網民的相片於改進其公司研發的臉部辨析系統，使其可以對人類相貌隨年齡變化推測更為準確。

醜聞爆出後，依然不少人持續地參與「十年挑戰」，任Facebook繼續盜用個人照片進行臉部辨析的研究，甚至表明不介意被用作臉部辨識研究的用途。這現象除了指出不少網民忽略了對個人資料和私隱的保護外，其實亦反映了不少人對臉部辨析技術的不甚解。因此，筆者嘗試簡介一下臉部辨析科技的發展史、用途及功能以及分析臉部辨析科技對個人及群體的益處、影響及風險，令大家在閱畢全文後認真地思考一下：你是否還願意將自己的相貌，輕易用於臉部辨析科技之上？

(圖︰P. Luo, X. Wang, and X. Tang, “Hierarchical Face Parsing via Deep Learning”, Proc. of IEEE Conf.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CVPR), 2012.）

使用電腦協助臉部辨析(Facial Recognition System)的研究其實早由1960年代開始，由情報機關支助，去研究如何以面部特徵、器官位置和面部肌肉去判明身份。由於技術、資金和資料所限，初代的臉部辨析難以去分析不同角度受試者的外貌，以及準確辨析明身份。但研究為臉部辨析技能提供了不少基礎理論，當中包括將面部器官位置及距離轉換為可供電腦分析的數據、設定了為面部資料的數據管理方法，以及提供改進研究的方向。

在1997年時，德國波鴻魯爾大學設計出成功準確地辨認出髮型改變、留鬚及戴上眼鏡的臉部辨析程式。2006年臉部辨析大挑戰(Face Recognition Grand Challenge)中成功地將三維掃描技術(3D Scan)應用在臉部辨析上，製作出高解像的精準面容作分析數據，並在會上成功分辨出一對相貌打扮一致的同卵雙胞胎。以及近代成功利用人工智能幻視技術(hallucinations)，從低清的人面照片成功辨認指定對象。

經過大量科學家參與以及長年的研究，現代臉部辨析加入了表情、動作、年齡、面形、角度、性別等多種參數。除了最傳統的利用標示物(landmark)及面部特徵外，就連膚質、人體發出的紅外幅射等信息亦也可以用作為分析用的資料，增加臉部辨析程式的準確度和可信性。

臉部辨析技術的技術其實非常方便和常見，一般會用作保安用途，例如智能家區的門鎖、手機的鎖屏，甚至是銀行保險庫的鑰匙。臉部辨析通常用作保安、醫療研究、身份認證、教育、還有防止罪案的用途。

這種技術在世界各地都廣泛地應用。早在在2000年，墨西哥政府在總統選舉中，為了防止有人盜用他人身份重複投票影響選舉結果，使用了臉部辨析技術，對所有投票者和選民數據庫中進行掃描及對比，確保不會重複投票，同樣技術亦被美國用在許可證及身份證申辦程序中，防止公民獲取假身份作不法用途。此外，美國醫療服務公司DrChrono亦運用了臉部辨析技術作為電子健康紀錄的密碼，協助醫生快速查閱病人的病患記錄。另一間同樣在美國的公司Affectiva主力將技術用在情緒偵察上，透過監測頭部和眼球活動，防止駕駛者在行車時打瞌睡。而在日本，則會利用該技術鑑定客人的年齡，確保未成年人士不會在自助售買機買到色情雜誌及煙酒，更嘗試在演唱會中，作為購買演唱會門票，防止黃牛炒門票的認證工具。而在一起台灣更多開展了應用人臉偵測來分析學生學習專注力及群組參與度的教育程式。在香港，臉部辨析則用在執法，警方或海關會在偵查通緝犯及逃犯時使用相關技術，提升破案率。甚至在中國，銀行的客戶甚至可以直接用自拍來支付款項。

臉部辨識本是造福社群的科技，但方便而強大的功能背後，依舊存在大量的隱憂。正正因為臉部辨識科技的泛用，就衍生不少網絡保安的問題。而臉部辨析科技發展越成熟，被濫用的風險和危害就越高。

不過無論臉部辨析再發展下去，人的臉容始終是次級的加密或解密方法，安全性比起指紋甚至傳統的密碼低。先不討論有人把你捉住，然後強制解鎖，市面上至今仍然有不少存有漏洞(bugs)的臉部辨識裝置被應用。最出名的例子就是韓國三星(Samsung)S8手機可以直接用頭像照片開啟臉部辨識密碼鎖的醜聞。而商業雜誌《福布斯》記者Thomas Brewster，則利用3D打印的人頭模型，成功解鎖LG、Samsung及OnePlus智能電話的臉部辨識密碼鎖。

不少人喜愛將自己的照片放在社交網站及專頁上。在臉部辨識如此泛用的年代，這種行為如同把銀行卡和手機密碼在公開，讓不法和存有歪心的駭客隨意盜用個人資料身份。

另一個令人擔憂的風險，就是臉部辨析技術被極權國家用在監控市民之上。利用不斷發展的臉部辨析技術，配合上現代的網絡通訊科技、影像處理科技、城市中無處不在的閉路電視鏡頭、甚至乎手提電話和電腦的web cam，利用大數據分析後，那就可以組合成一個猶如Matrix Sky Net一樣的大型監控系統，一舉一動都在老大哥的資料庫中記錄著。

例如中國政府的社會信用體系，就是其中一個老大哥式的全面監控系統。市民平日的行為會被全面監控，並按行為減分。減分到某程度會被禁止乘搭交通工具，甚至限制出入境或上網速度。而在美國的棱鏡計劃，亦是另一個運用了臉部辨析技術的監控，對互聯網的視像通訊進行監聽，而鎖定的範圍更是全球的用戶。

有人或者會說沒有犯罪就不用怕監控，但在極權的眼中，利用監控得來的資料安插罪名是極度簡單的，而有了所謂理由的搜捕，就更容易防止他國置喙於內部的思想打壓。而且在監控的寒蟬效應之下，自我審查就會在各階層出現。人民習慣了以奴隸的方式生存和思考，社會就難以進步或改善。

另外，當法律原則上禁止人民使用不法來源的證物在庭上作為舉證，那沒有得到市民認可或強制得來的監控資料，為何可以作搜查甚至舉證之用？

誠然，在現今科技日新月異的社會，叫人停止使用方便和實用的臉部辨析科技產品，不但是天謊夜談，筆者亦無要叫人完全不要使用有關的產品。不過在選擇使用時，必須要了解科技產品的技術限制和帶來的風險。不要輕易地因為貪方便、優惠節扣、追逐潮流就隨意使用科技產品及軟件。選擇相關服務時要選量選擇可靠且保安嚴密的公司，仔細看清楚服務條款細則，免被「合法」使用個人肖像和其他資料。

而在日常使用科技產品或社交平台時，要小心處理個人資料，絕對不要輕視個人資料和私隱的價值，不要隨時上傳及公開大量的個人照片。

最後，想提醒各位科技本無善惡，取決於使用者將技術用在甚麼用途之上。本文無意妖魔化臉部辨析，亦不將此技術當作科技社會必要的靈丹妙藥，並盡可能平衡兩方利弊。鑑於篇幅所限，未能列出例子及引用之文章出處，還望讀者見諒。

策劃︰

開放文化站

譚世華 （原文刊於明報）

人類自古代已有資訊安全的意識，例如機密要用隱形墨水、重要文件要一式數份。電腦時代開始有依靠磁碟傳播的電腦病毒，互聯網興起後，電腦病毒的傳播方式變得更先進、速度更決，影響亦更廣泛，例如有偷取資料的malware、綁架檔案的ransomware等。當然，還有駭客攻擊網絡漏洞以偷偷取得電腦的控制權，這些都是現代的課題。今天網絡和資訊安全所應付的，是遠超二三十年前電腦病毒的破壞力，原因是我們越來越多事情都依賴了電腦和互聯網，因此電腦網絡這載體一旦發生故障，牽連的影響就比以前更深遠。

未來的5G，會將電話和電腦的網絡合拼，令電腦網絡這個載體變得更廣闊。流動電話從1980年代的大哥大，1990年代的GSM，2000年的3G，到2010年代4G和iPhone使所有人都成了低頭族，基本上都是十年一代的更迭，今天剛好是5G的起步點。每一代的改進都是讓更多人可以同時使用，網絡傳送速度更快。不過今天的4G所用的編碼技術，已到達訊息理論的上限，數學上不能期望重大的技術革新。5G的改進，主要是從三方面增強容量：新增的頻率、天線技術、更細小的蜂巢（Cell）。簡單來說，用更多的頻率以減少擁擠，如同公路上加多幾條線道減少塞車一樣，新的天線技術減低雜噪訊息，通訊點就可以更清晰接收訊號，而更小的蜂巢就是用更多但覆蓋面比以前小的基站，使基站和手機的距離縮短而令訊號相對增強和更少干擾。

為甚麼5G要做這些？照顧低頭族對頻寬的需求當然是考慮之一，更決定性的是過去十年其他方面的發展有了新的應用層面，例如物聯網（IoT）、自動駕駛汽車、智能交通燈等各式各樣的裝置。這些不再是低頭族看YouTube的應用，而是死物也能搭上電訊網絡與遠方的電腦溝通。科技界的願景是未來不再有人上門抄煤氣錶，也不要人去檢查水管有沒有漏水，因為煤氣錶和水管都會每五分鐘報告一次自己的狀況，而且我們也可以用5G網絡，遙控汽車駕駛或遙控機械人做手術之類需要即時反應的工作。早前日本要發行十四位的電話號碼，就是為這些手機以外的通訊端作準備。是故，5G標準裏面的三大範籌，流動數據速度加快只是流動寬頻（eMBB）的部分，另外還有能支援遙控的低延時通訊（URLLC）和支援物聯網的機械群通訊（mMTC）部分，總而言之，5G的定位不單是電話網絡，更是未來十年將科技革新成果帶到民間的基建。

過去一年，不時傳出美國要求其盟友禁止華為涉足5G網絡建設，也就是正招標和鋪設的5G流動通訊網，要明言各電訊網絡供應商不能使用華為的基站設備。美國出動國家的力量和華為這一家公司對壘，就突顯了華為並不是尋常的公司。

在5G標準制訂工作上，華為非常積極參與。標準制定的遊戲就是建立標準關鍵專利（SEP），只要專利項目成為標準的一部分，他日全球的5G網絡參與者都要向我方繳交專利費。因為這個遊戲，早前在5G標準的討論上就爭辯過應該使用一種稱為Polar code還是LDPC的編碼方式，前者的專利屬華為，後者是高通，結果是華為的技術用在控制訊號，而高通的技術用在資料訊號，這是不得失雙方的妥協。可是從商業上來看，標準制訂是高風險投資，例如Polar code是土耳其人Erdal Arikan的發明，繼而被華為收購加以發展，將來的專利費用是否能補足研發開支仍是未知之數。再者，IPlytics分析說華為、中興及其他中國公司擁有5G技術的34%專利，但未來有多少會納入最後標準仍有變數，況且專利的質素才是專利費的訂價元素，數量只是次要。再加上本月美國法院在針對高通專利行為的判決，確認了SEP專利授權需要公平合理及非針對性的原則，往後任何人都妄想利用專利進行商業勒索。

參與標準制定的好處，是令華為能及早製作網絡系統以進入市場，這方面才是華為的主要收入。去年，華為一半的收入來自手機市場，另外一半收入來自於提供給網絡商的通訊器材，這方面華為確實有價錢上的優勢，尤其是後續的維護合約上據說和免費無異，再加上華為在器材的介面確實下過一番工夫，能給網絡商有用的資訊，故此華為才會有不可忽視的市場佔有率。最近傳出，在荷蘭某電訊網絡供應商為其5G系統招標，華為的整體價格居然是對手的四折！所以業界朋友以aggressive competitiveness來形容華為以本傷人式的商業策略，更有分析指，無論如何低估華為的成本，其定價一定包含了中國政府的補貼。

華為在流動電話業務上有完整的產品線，從消費者的手機到網絡供應商的基站系統都有，能和華為相媲美商號還有中興、Ericsson和Nokia。中興去年因將從美國買的晶片轉賣給伊朗而被美國制裁，基本上篤定要退出5G市場，如今華為又被美國加進實體名單，彷彿這是特朗普總統的貿易戰一部分，但筆者覺得從國家安全考量更正確。

從外界看來，華為這家公司非常神秘，連中興都已上市有年報可考，華為就成為了獨一無二的非上市電訊公司。他表面上不是國企，但卻是從成立第一天就涉獵電訊戰略物資的中國公司，再加上創辦人任正非的從軍經歷、公司跟軍方的生意往來，都令外界懷疑中國政府是否華為背後的真正主人。再者，華為的營商手法一直為業界詬病，除上述的不合理競價策略外，對其他公司的盜竊更是新聞不絕，遠的有2003年思科控告華為抄襲其軟件和使用手冊，近的有涉嫌偷取T-mobile手機測試機械臂的官司，還有多不勝數其他公司控訴華為對其技術作逆向工程的抱怨。外界早視華為是一家沒有道德底線的公司。

在這背景下，就可以解釋華為和5G給美國政府的憂慮。2018年初澳洲曾因5G應用層的擴闊而進行5G系統安全性的研究，如果未來社會對5G網絡的依賴增加，而華為又有辦法使整個5G系統在關鍵時刻癱瘓，那就不只是有意外打不到999的影響，而是交通燈全部失靈、自動駕駛汽車無故失控、電錶截電的社會混亂。雖然未至飛彈亂飛，但造成的社會動盪足以影響政府管治和戰爭進程。退一步說，中國法律明言國民有協助情報收集的義務，如果中國政府要求，華為能否拒絕？如果華為的電訊產品能收集用量數據，靠周期性維護作掩飾回傳給中國，即使不對網絡本身打主意，數據的戰略價值也足以成為國家安全的隱患。雖然以Ericsson和Nokia代替華為都不能消除網絡安全的風險，但華為，以至中國都是令人缺乏信心的理由。同樣邏輯亦可將海康威視等公司將被列入實體名單之傳聞，解釋為美國要對於網絡安全和戰略數據的控制。

中國一直都說要提升軟實力，外界對中國以及中國公司的信心就是軟實力的表現。信譽不是一朝一夕能建立，也非單靠金錢可補足，今日中國窮得只剩下錢，要替華為爭公道談何容易？如果以國家之力給華為說項，只有加深別人華為等於中國政府的不良印象，如果封口又眼白白看華為被人欺凌，真是左右做人難。美國針對華為，是國安上防範未然而開的新戰線，但抽離一點來看，這就是網絡安全的重要性提升到國家安全層級的里程碑。

文︰李達寧 （原文刊於明報）

世上有好些重要的文章，其影響力超越時代，而Donna Haraway的《生化人宣言》(The Cyborg Manifesto，下稱《宣言》)，則是其中之一。當初《宣言》只是刊於美國學術期刊上的一篇文章，討論在美國80年代左翼衰頹的背景下，應怎樣去思考和進行解放運動，如何持續社會主義和女性主義。作者以生化人為著力點，認為可以構成一種「褻瀆」(blasphemy)，為解放運動帶來力量。

時至今日，《宣言》已經是多個領域中的經典。女性主義、傷健研究、人文科技、科幻小說評論中都可見其身影，呼應其分析而出現的科幻創作文本更是多不勝數。《宣言》的創造力和前瞻性固然毋庸置疑，但另一方面因為文本當中涉及極多宣示式的論述，而令它不容易為人所理解。尤其作者也曾經說《宣言》的寫作重心在於反諷(irony)，就更令人目眩。畢竟，《宣言》要做的不是一個系統的論述，而是要透過對生化人的剖析和認同，開啟讀者對於解放運動的想像力和行動力。

作者寫道：「生化人就是機械化有機體，機器與生物的混合物，同時是社會現實和小說創造的物種。」的確，生化人的想像從19世紀開始就伴隨著現代科技的誕生而出現。但到了廿一世紀，生化人已不單是小說情節，而是所有人的生存處境。我們人手一部手機，將記憶和知識寄存在智能電話和雲端系統中；我們的交流與溝通透過電子媒介進行；我們對世界的認知來自於大大小小的電子屏幕。我們的日常經驗早已不能離開機械化、虛擬化。我們已不再單純是實在、有機的存在，所以作者才會說：「在我們的時代，一個神話時代，我們都是妄想物，理論化和虛構的、機器和有機體的混種；簡而言之，我們就是生化人。生化人是我們的存在基礎，我們的政治由它所賦予。」這裡的政治指的不單是政黨和政府，也是所有作用於日常生活的權力關係。

這種存在處境呼應了三個在現代被打破的界線。第一是人與動物之間的界線。這個界線因演化論的出現而模糊。但作者將此看成是打通自然與人文的機會。人與自然可以因此重新接通，想像新的保護環境或動物的論述。第二則是生物(人)與機器之間的界線。機器人、人工智能曾經(或仍然)讓人不安害怕，因為他們不像人，沒有一個本源，也沒有宗教性的目的，是無根的存在。但作者不認為生化人會因而墜入無目的的犬儒和虛無，也不必因此害怕。因為沒有既定的界限和目的，並不等如喪失了政治和生命的一切可能。第三就是物質與非物質的界線，也可看成是人工智能和有機智能的界線。作者在上世紀末看到科技的微縮化，認為意識和智能活動可以透過微縮達至輕巧，不受地理和空間的限制。但後來互聯網及雲端的出現，則更徹底地將智能非物質化，連空間性也完全改變以至消失，也難以再言實體。所有的存在物都可以變成一串串訊息、編碼，在網路空間流竄，共時地出現在所有地方，打破傳統的物質性。

生化人，既是一個神話式的意象，亦是因科技進步而生的現實。意象和現實互相連動，創造出科幻與真實的世界。作者很清楚知道，生化人的出現，亦是國家和資本力量的終極實現。無數科幻小說、動畫、電影中，最成熟的生化人技術，都是出自企業謀利的意圖或國家控制人民的欲望。然而並非因愛而生成的雜種，總得經歷弒父儀式才能得到自由自主。他們從其父親身上得到智能和力量，卻沒有興趣取得父親的認同，反而看到自己被當成是工具、被抹去主體性這殘酷的現實。要重獲自由，就得毀滅這些宰制自己的父親。為此生化人也是資本主義/國家主義最好的終結者。

在許多小說或電影中，生化人都是拼湊而成的，沒有明確性別、種族、甚至身份的存在。這促使生化人成為一個反抗「身份政治」的符號。「身份政治」在美國社會運動中，尤其80年代，是個重要的運動策略，延續至廿一世紀初仍然是主流。作者認為身份政治的問題是太過強調身份的獨特性。雖然一方面是為某些弱勢身份充權，爭取權益，但在強調受害身份和經驗的過程中，犯上了自然主義和本質主義的錯誤。結果是本質化了女性或種族身份，變相忽略了不同的經驗和存在的可能性，對這些面向造成壓迫。

筆者認為美國自由派的本質主義已引發嚴重問題，其受害身份甚至演變成過份的政治正確路線，威脅言論自由，也造成保守力量的強烈反彈。而《宣言》亦早已預示了解套的方法。生化人與本質主義相反，徹底地反對單一的身份和經驗，因為沒有一個生化人是一樣的。大家都是不同程度拼湊的結果。在《攻殼機動隊》中就有多種身份、記憶共存在一個身體內的情節。這種多元身份的共在反而更貼近現實的抗爭主體，也更容易接納不同身份的人加入進步運動。這種對多元身份的擁抱無疑很有後現代特色，也在這個民粹的年代顯得更為重要。環顧全球，更多的是保守身份政治興起。英國有脫歐，強調英國的獨特性和自主；美國則要“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白人至上主義回朝；東歐排外主義與威權結合，威脅著民主成果。就連香港這個傳統的移民城市和國際都會，也衍生出本土思潮，想尋找特有經驗為「香港人」劃定界線。而這種對特定身份的眷戀又更突顯生化人的解放性。在全球問題嚴峻的當下，堅持保守身份的政治更沒有可能回應這些問題。

圍繞《宣言》的另一個爭議是其對於科技的態度。看到這裡的讀者大概也猜到作者對科技的態度，就是正面肯定。但在《宣言》剛發表的時候，這種立場引發期刊編輯的爭議。部份編輯甚至認為作者對科技的想法太過天真，因此不願刊登。然而作者本身作為生物學家出身，對科技有著深刻的理解，同時親身經歷了現代科學知識生產的過程。而從《宣言》所見，作者也沒有不加思索地接受所有科技，而是明確地指出現代國家體制正在用C3I(「指揮 — 控制 — 溝通 — 智能(command-control-communication-intelligence）」來維持對人的宰制。生化人並沒有變成凌駕資本和國家的存在，還是會為生存而掙扎，也沒有比較自由自主。相反生化人也要學會更新連結和構成新的網絡才可以與不斷進化的體制抗衡。與其說作者天真地擁抱科技，不如說作者看到生化人的混雜和解放性，而這種存在條件正是因科技進步而來。

在過往直至現代初期，人類的自我理解，要不是圍繞著目的論，就是一種無止境的循環，兩者都要求人復歸到一個「正當」的位置。知識就是圍繞著這些前提而建立，不斷爭奪對「目的」的詮釋權，以之成為政治和權威的根據。似乎沒有這種人類整體的目的就不可能共融共存。但生化人不受目的論制約，卻天生就傾向連結共存。

《生化人宣言》其實就是要我們承認現代人的存在基礎是複雜的「科學與技術的社會關係」(social relation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如果我們學會如何理解這些權力網路和社會生活，就可以學會新的連結，新的聯盟」。生化人的出現並不天真無辜(innocence)，而是從資本-國家的壓迫體制而來，而這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由來。我們都身心受創，需要的卻不是重生(rebirth)而是再生(regeneration)，斷手斷臂後再生出來的不需要是原初的樣子，可以是更有力量和創造性的怪物，卻照樣值得我們擁抱。

策劃︰開放文化站

文︰譚世華 （原文刊於明報 ）

計量金融x軟體工程師

有一天，筆者的兒子說想要一部電話，我問他，電話有甚麼用？他的回答很有趣，他說可以看YouTube，卡通片，玩Pokemon Go，還有，他也懂得電話有瀏覽器，可以上Wikipedia和PBS Kids。但是，為甚麼他不說電話是通訊的工具？

筆者在我兒子的年紀，電話是用轉盤的，只有打出和打入兩種功能，但不知何年何月，電話公司將那轉盤電話改成按鍵之後，電話就好像多了一些功能，例如打給一個會說人話的機器，然後它會叫你「廣東話請按１字」。二十年前左右，流動電話網絡的興起，令電話多了一個螢光幕，之後就出現了只知電話是個小電腦，而不知電話可以和其他人對話的一代人。記得曾經看過一些背景是清末民初時期的電影，那時的電話，聽筒和話筒是分開的，而且也沒有轉盤，每次打電話好像要先和接線生說要接到那裏去才可以通話。後來筆者修讀通訊網絡才知道接線生的動作叫作switching，即是將兩點之間的電路接通或截斷，而後來發明電話的轉盤就是將switching自動化，省下了接線生這個職位，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科技」。

科技當然不只是電話，如果用2019年和1919年的日常生話比較，我們有了電視機、電影院，書本的出版容易了，字是打出來而不是寫出來的，衣服是買成衣而不是找人造衫，吃的米是到超級市場買膠袋包裝的米而不是到米舖糴米，出門只須要記得巴士路線的號碼而不需要知道怎樣走。如果細心想想就會發現，基本上一整天的生活，可以不和任何人接觸，一句話也不說。真的嗎？去便利店買汽水、增值八達通，總會和店員接觸吧？

「人」

小時候跟媽媽去街市買瓜買菜，媽媽會記得檔主叫甚麼名字，他們會說些和買賣無關的八卦，不過就從來沒聽說過檔主會叫歡迎光臨。今天便利店的店員、超市的收銀，都掛著名牌但從來沒有人會叫他們的名字，他們跟你的對答都是沒有靈魂的「收你一百」，更不用說，今天一進日式餐廳就聽到店員說「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或是進服裝店聽到的「歡迎光臨」，感覺都像「廣東話請按１字」一樣的機械和冰冷。筆者未曾住過公屋，但聽說以前住公屋的，都常常打開門，鄰舍互相照應，有人說這就是住公屋的人情味。可是我懷疑，這人情味是公屋的人情味，還是那個時代的人情味。

為甚麼是一個時代的人情味？以前沒有物流這個慨念，所以沒有超市，只有士多辦館，貨物流轉不快，人與人之間也就有更多時間交流接觸，可以是為幾毫討價還價，可以是閒話家常。久而久之，這就造成了那個年代的人所說的「人情世故」，甚麼叫識睇人，甚麼叫「郁下條尾就知你想點」，可能就是幾十年下來、日日與人打交道的心理學field research成果。

「物」

人如是，物也如是。根據我的生活記憶，家父不是電工，卻也懂得修電器，不是三行工人，也懂替家中牆洞補灰髹油，不是木工，但卻能去木行買材料造些檯凳出來。爸爸不是特別萬能，小時候同學的爸爸也像是這樣，彷彿誰也懂得這些東西。以前的工具器物都是簡單的，也不怕你自行修補。是故替風扇加點潤滑油，或是換保險絲、把衣服改長改短之類的事，記憶中也是家常。不過，這些自主也就隨著時間一點一滴地消失。因為自動化生產的方便，今日很多器物都用塑膠熔合封裝而不用螺絲，絕了一切修理的門徑，已使人詬病，再舉例說，以前很多地區都有五金舖，隨便進去買些角鐵、螺絲，加些木板，就可以自製一個儲物架，當然，把角鐵鋸成適當的長度要有工具才做到，但這些都是五金舖的功能之一。今天，這個儲物架不再需要自行量度、畫草圖、點算材料數量，只需要到宜家傢俬買一盒回來砌好就是。商家發明了機器和生產線，用大量生產壓低成本，令五金舖失去存在價值，也偷走了我們可以尺寸分毫不差的準繩和參與製作的經驗。筆者覺得，這種經驗的失去，是新科技利用方便誘使我們放棄自由。

筆者記得我的第一套校服，是要量身造的。造好了以後，隨著身體長大，也要將腰圍改闊、褲腳放長，這些貼身，不是今天那種大碼中碼可比。我們交出了大碼和中碼之間的可能性，換了買成衣的方便。同樣地，我那個年代的玩具，除了遊戲之外，還會在修理壞了的模型車時，學懂齒輪和摩打的運作原理，今天的遊戲，卻不能教我們螢光幕構造。新時代的玩具有更好玩嗎？不知道。但肯定剝奪了玩具的另一種教育功能。更甚者，今天萬物都是Made in China，不同牌子可能都是同一條生產線的成品，不同的餐具用的可能都是同一供應商的鋼材，物與物的產異少了，也因著成本令材料、工序、設計都走向單一，漸漸地價格和市場令優質器物消失，人也因為少了鑑賞機會而失去了分辨造工的能力。問一下老裁縫你身上的衣衫有甚麼問題，我相信要他說出十項八項總不難，可是穿了多年的衣服，自己卻一點也不察覺。

「事」

科技令物質生活改善，因為自動化、標準化使得生產容易了。但是伴隨著而來的，是加諸於我們生活上的程序。

程序是一種桎梏和限制，也是確保一切猶如預期的手段。所以才會有官僚這個詞去表達程序冗長，毫無彈性的意思。本來，程序只在政府等大機構出現，但現在卻深入民間各處，例如以前去街市可以和檔主講價收少幾毫，今日超市收少幾毫會「過唔到電腦」，又例如電影《保持通話》中，古天樂要用五百元「打劫」叉電器，就是因為電腦程序不再容許王祖藍「隨便」賣出一個叉電器，即使古天樂要的只是「是但一個」，可是「電腦無呢個option」就是拒絕要求的充份理由。日積月累，就令我們都習慣了程序，事事都根著既定的方程式去思考。

變通，或「便宜行事」可以是好也可以是壞，或者杜絕走後門是一個好的理由將一套水一套的程序引進我們的生活中，但是我們要小心這些以電腦執行的程序，是否會令我們失去了創造力，又或者令我們習慣了服從，因為我們提出的任何要求，都會「過唔到電腦」。

「未來」

二十年前的網絡，十年前提出的大數據，至近期的人工智能，筆者適逢其會，見証了現代科技的進化。Software is eating the world，二十世紀的自動化生產線令家庭作業變成了工人，營運產業的自由只落在少數人手中。二十一世紀的汽車自動駕駛技術太概會令司機這個職業消失，以往很多我們以為只有人能做到的事情，例如應付路面突發情況或診症等技能，亦漸漸被科技侵食。某程度上，這是提昇人的價值，就好像乾隆修四庫全書靠的是手抄，十年寒窗考科舉最後是坐在館閣中做抄寫工夫，確實是浪費人才、暴殄天物，又如二次大戰時靠一班叫作Computer的婦女圍住一群科學家做枯燥的計算工作，而不是參與研究，也是浪費。今天我們感到AI正將人僅有的價值取去，可能其實是AI將人從低層次的工作中釋放出來。

筆者的斷言是否正確要待時間証明，可是筆者相信的是有得必有失，凡事均有代價。大量生產和物流給我們超市但偷走了在街市交易中與人接觸的機會，自動化生產給我們廉價而一式一樣的貨品，卻偷走我們手工製作的經驗，標準化程序令辦事過程流暢，但也不知不覺間偷走我們的彈性和想像力。我們享受著科技同時，要警惕無聲無色地失去了甚麼，因為和享受自由一樣，代價是永恆的警覺。

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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