贊米亞正面臨消亡危機

Holok
May 6, 2019

文︰陳可樂

本文原刊於明報世紀版 二元對坐專欄

本年3月,Vox Boarders介紹了在中國和尼泊爾交界的贊米亞高原地區,正面臨被高速公路貫穿的命運。對於部分當地人來說,這是一個文明、現代化,以及邁上富裕的進步。那麼,為甚麼我會將這個進程描述為「危機」呢?

我們先看看Vox記者Johnny Harris的介紹︰

首先,那裡是贊米亞﹖

贊米亞(Zomia)是人類學家對中南亞半島山地的稱呼,它是一個非現代國家的地理概念,而是橫跨了六個國家 — — 越南、柬埔寨、老撾、泰國、緬甸,以及中國的雲南、貴州、廣西、四川等四個省份。如果計上周邊的國家,這個由越南中部高地延綿到印度東北的高地更是處於九個國家邊緣。

其中一位最著名對贊米亞的研究者,是美國耶魯大學人類學教授James Scott,著有《不受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無政府主義的歷史》一書。本文也是大量引用他的研究。

《不受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無政府主義的歷史》 — James Scott

從Johnny Harris所拍攝的片段,你會誤以為高地中的居民只有幾戶,或最多組成幾百人的小村落。事實上,遊走於贊米亞的少數民族人口多達一億人,但你從一個鳥瞰地圖上,只會見到二百五十萬平方公里上極為分散的聚落,而令你質疑︰那麼分散的小撮人,真的可以構成一個整體嗎?

答案是可以的。只要我們放棄鳥瞰圖,而是從橫剖面或等高線去看這個地帶,你很快會察覺到一個共通點︰他們都生活於地圖上差不多的等高線上,按著季節於等高線上下移動作遊耕或遊牧,而把更適合耕作的河谷與平原留給其他族群。以苗族為例,他們便生活於海拔三千呎的地方。

為甚麼有更好的田地不去耕?原因是,這個地區的人是幾百年來逃避各國集權政府的流亡者,也因此,他們有著天然的無政府主義精神 — — 他們的文化、語言、經濟、生活方式都為了抵抗被同化、被吸納而作出種種相應的改變。

以耕田為例,游耕可以避免繳稅,而且人力成本更低,可以說是「逃避式農業」。而成為定居的農戶,一方面要負擔稅務,而且也是帝國徵兵的常備軍。

不少贊米亞的神話,都有被携走做奴隸的元素,警告後代這可怕命運。(反之,平地人的神話多是甚麼帝皇將相的後代。例如新界原居民鄧氏的族譜就吹噓自己是宋代郡主之後。)

我先把結論說在前頭︰

贊米亞即將被現代化進程消亡,但贊米亞所代表的逃避管治的精神,永不會完全消失。

那麼,贊米亞的人都是甚麼人?

如果我答你,是野蠻人,好似十分冒犯。不過,這的確是幾百年來,各國政府對贊米亞的看法,甚至乎,贊米亞的人也是如此看待自己,甚至是有意為之的。你想想,當平地的社會在日新月異的進步時,高地的時光不也是在過去嗎?那最多是進步得慢一點,為甚麼一千年過去,高地的人還是如此「野蠻」?

歷史上,每個朝代的政府都有一系列的舉動去嘗試「文明化」贊米亞。包括派兵、招降及建立朝貢關係,或是上世紀越南政府發起的「照亮高地運動」,希望把高地人接到平地接受教育。

可是,由於贊米亞的人是各朝代逃亡者的後代,他們對於變得「文明」不感興趣。而一些平地人(如漢人)更會自我蠻夷化來與朝廷對立。他們說不同的語言,信不同的宗教,有不一樣的政治模式,在每一個朝代都與管治者保持距離。因此,被視為「蠻夷」,反而對他們是最有利的。

贊米亞的居民,乃是曾經強盛帝國的遺民,他們當中,不少是仕紳,甚至掌握兵權。許多傣族,被更強大的帝國撃敗;或是苗族,於1698年、1733年、1795年及1854年曾發動對漢族的叛亂,也有不少本屬漢人,只是經歷了「自我蠻夷化」的選擇。就如明朝遺將陳子壯的家訓所言︰「田可耕,不可置;書可讀,不可士。」他們的後代也摸索出最佳的策略,防止被政權吸納。由於遊耕不似水稻經濟一般可被賦稅,在政權眼中自然是無用、落後。而政權也會區分出「生番」和「熟番」,即是在高地不受控制的少數民族與在低地較為順服的民族,可是他們之間並無本質上或種族上的分別。不過顯然,「野蠻」、「落後」與「自由」是成正比。

你是指,贊米亞的人有一個動機去與朝廷對抗?那是誰去決定這個動機?

我的說法並不是指在這一億人的族群中有一個背後的神秘組織去決定採用甚麼策略來與政權拉開距離。而更似是一個歷史的規律在這個地區(帝國的邊陲)、這個海拔(山高皇帝遠)一再重演。而這些「記憶」透過共同的行徑被保存下來。

除了高海拔、獨特的耕作方式之外,贊米亞的文化記憶還包括口述歷史、神話、先知傳統等。口述傳統記錄了在流徙過程中的戰爭,並警告後代防範國家。他們並不會選舉領袖,以讓朝廷無法招降。在一些時候,他們會派出一位無實權的代表與低地的朝廷建立外交關係,令朝廷誤以為此地區已經歸順。不過,一旦這位代表開始試圖行使權力,將會招至被暗殺的下場。這種文化除了是抵抗低地國家入侵,也有助防止內部國家的形成。

真正有影響力的,就是先知。他們往往是千禧年運動的領導者,引領高地族群反抗壓迫、或逃避被擄為奴。在高地有這種影響力的宗教,可以是佛教、基督教、泛神論不等,往往被低地政權視為異端。例如在緬泰邊境的克倫族,就經常出現隱士(ရ ဘေ့ — 讀作yà thè)與未來之王(မင်း လောင်း — 讀作mín laún)帶領叛亂。

中印邊境公路將帶來的破壞

印度正計劃在中印邊境修築44條具戰略意義的公路。這些基建會為贊米亞帶來天翻地覆的改變。

我很怕用「破壞」這個詞語,因為對許多人來說,基建發展帶來的是方便,物質生活的提升。因此我用「破壞」來描述一個在他們眼中的進步,是反直覺的、不可理解的。

我想重申,我此處所指的,是物質基礎的改變(興建公路使可達度提高,同時邊境限制使遊牧及遊耕變得不可能),使得贊米亞的少數民族被固定化,納入帝國的視野,以致不再能以天然的無政府主義方式存在。

這個過程可以從另一位人類學家劉紹華的研究《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中看到。

《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 — 劉紹華

劉紹華研究四川昭覺省涼山地區的諾蘇彞人,記錄這些少數民族青年在現代化過程中,從城市帶回毒品文化以及愛滋病。而這個現代化過程中,彞人由本來的「換工」(類似以物易物,不過是勞動交換)改變為現金交易。本來這個過程在英國用了二百年時間,但在中國則只用了十年。而在研究完成幾年之後作者再重返故地,彞人的村落已淹沒在水壩之下。

對於Johnny Harris鏡頭下的藏人來說,這可能也是一個預言。他們本來以物易物,並沒有「貧窮」的觀念,但在引入了現金之後,他們便開始與受惠於城市進口物品的商戶比較,覺得自己「窮」,從而有了「定居」的想法。最終,他們的文化、語言、宇宙觀都將一去不復回。

不過,正如James Scott在其書中強調,千禧年運動在高地與低地一樣普遍,而贊米亞高地與低地政府一向是你來我往的共舞關係,維持著動態平衡。我在新界的非原居民村落中,看到類似的結構。例如以盂蘭節傳統與原居民抗衡的虎地拗潮州人,或是文氏祖堂建立偽朝貢關係的米埔瓏花炮會。那麼,只要一日有逃避國家的人,一日也會有新的、類似贊米亞的族群形成。他們會有著獨特的文化與抵抗策略,甚至永恆地遊走與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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