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思華，英國倫敦大學金匠學院英文及比較文學系博士；
文︰陳可樂，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
有追看本系列的讀者，相信對海德格的科技批評不會陌生。雖然海德格最主要關心的是歐洲，但他對現代化的批評在亞洲同樣反響甚巨。其中一個引介海德格思想至東方的人物，是曾於1937年至1939年到德國跟他學習的日本哲學家西谷啟治（1900–1990）。
京都學派與西谷啟治
西谷啟治是「京都學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之一，留德回國後任京都大學宗教學教授。京都學派致力研究禪佛思想與西方哲學溝通之可能，主要觀點是虛無主義及「絕對無」（absolute nothingness），二戰期間提倡以「全面戰爭」（total war）超克現代性及革新當代社會而遭人詬病。西谷啟治在一九七零年代曾在日本不同寺院講談現代化與佛教的關係，對日本思想界甚至政治界都有巨大影響。
海德格在《存在與時間》中提出「歷史時間」的概念，認為亞洲缺乏時間意識及歷史觀。
京都學派認同海德格的觀點，並進而提出當代需要不同於黑格爾及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世界史觀 – 前者是理性主義和絕對精神的展現，後者由道德精神（moral energy）及歷史唯心主義（historical idealism）所推動。
京都學派認為日本主觀地對「世界史」的醒覺、重視與前瞻，是在亞洲各國中獨有歷史意識的，因而定立它作為亞洲領袖的地位；而日本需要透過世界史的角度建構國家，以歷史意識掌控及更新時代，創造新世界史。京都學派當時倡議發動全面戰爭，透過戰爭煉淨、重拾在現代化過程中失去的日本傳統精神，以達至「絕對無」 – 並在此基礎上建構不受時間性及西方現代性局限、各種世界史可以和平共處互聯的意識空間，共同建構一種普世、包容不同文化的新世界史（universal world history）。當然歷史告訴我們，這種論調引申出形而上的法西斯主義，與日本軍國主義相輔相成，間接支持國家發動二戰中的侵略。
許煜認為京都學派在超克現代性方面的失敗不單只是對戰爭的誤判，更是因為未能正確認知時間意識及科技意識與世界史之間的關係。上一篇文章結尾提及，現代性就是一種科技無意識，忘卻自身的限制。超克現代性的過程，可以理解為建立科技意識，而科技意識就是時間意識 – —對自身限制的覺悟，以及此一界限與技術的關係。意識到「此在」（Dasein）是一個技術的存有，既發明技術又同時被形塑。
許煜指出若以「絕對無」去超越虛無主義，時間意識便需要被超越。而根據上一篇文章提及斯蒂格勒的理論，歷史意識必然需要技術基礎；京都學派著眼於東方的無歷史意識，嘗試以佛家的「空」去超克現代性，卻忽略了時間意識的重要性及對技術的無意識，因而未能成功。
牟宗三與新儒家
那麼中國呢？清代自強運動時所言「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一個相當晚近的創造，實際上更是「西學為體，西學為用」，更接近胡適主張的「全盤西化」，因而引起了「器 – 道」關係的斷裂。由農村社會轉化到上一篇文章提及2016年春晚的「衝向巔峰」機械人千人舞到現在的全面監控社會，節奏比起日本更急速。
以下總結東方對科技思考的問題︰
一、維繫社會的傳統形而上學與道德宇宙觀已告消亡；
二、當嘗試去重塑一個與歐美可堪比擬的理論基礎時，最後達到反效果（如京都學派）；
三、海德格所預言科技所帶來的壞後果，在亞洲以更急速的步伐推進。在中國，由大躍進、文化大革命至四個現代化之後，科技似乎已容不下任何道德宇宙論，宇宙觀僅止於物理意義的「天文學」，任何有關精神、靈性的討論被賤斥為守舊、迷信。
歷史學家王仁宇認為封建中國在原級團體（農村家庭）外的次級團體就只有親族關係，而沒有公民社會。中國人的士大夫以鄉的仕族維繫，即使去到中央仍是以鄉里來分黨派。中國的現代化有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的現代化是國民黨促使的精英階層脫離仕族關係的官僚，而共產黨進行的第二階段現代化是令一般國民，包括農民、工人都脫離仕族為中心的人際關係。所以常見於共產黨政治宣傳的「千人一面」式表演就是旨在把人從傳統組織剝離（即使偶爾會放一些文化元素點綴）。 王仁宇分析這是共產黨承繼了國民黨來不及完成的現代化，邁向「數字化管理」的資本主義制度。
新儒家學者牟宗三一直想從中國哲學的基礎上開創出民主和科學。牟宗三認現代科技沒有在中國出現，是由於中國的哲學思維和學術傳統與西方的不同。他反思中國傳統思維，可否更新並融合現代科技，根據中國傳統創建出與西方相同但沒有危機的現代性。
雖然牟宗三與西谷啟治一樣專研佛學，但相對於京都學派，牟宗三並不從宗教角度切入，而是尋求內在的超越。他以佛教天台宗的「一念三千」來表述「科學思想乃是智的直覺的表現」 – —因為統攝一切法，而如果要成佛，不應放棄世界，因為此乃是一種「減損見」，反而應保住「一切法」（即科學思想）。這就是牟宗三的「無執的存有論」，避免了京都學派最終要透過發動全面戰爭來達至「絕對無」的盲點。
中共所建立的體制是一個由清代以來沿用的中央與地方的控制系統，這種黨國體制孕育了今日所見將科技用作監控人民、限制自由的歧途，正正是牟宗三所批判的，可惜他的理論未竟全功。一來是中國的現代化太快太急，甚至令一九六零年代的新儒家面臨中華文化「花果飄零」的焦慮。二來是牟宗三過於理想主義，畢竟他讀的是聖賢書，在中國是少數精英所受的教育，但對一般民眾來說，當進入西方的科技觀時，所要經歷的文化遺忘與創傷，恐怕不是從道德仁義的角度出發。而與西谷啟治一樣，牟宗三並未對技術意識的問題認真剖析。
許煜提出的「宇宙科技觀」(Cosmotechnics) 想達至的目的，乃是在道德倫理的前題下，同時重新創造自我和科技，以回應現代性的問題；與此同時亦再思時間、歷史、傳統文化與科技之間的關係，從而與技術物（technical objects）及技術系統適切地共存共生，以修補及避免現代化把傳統文化連根拔起的災難。
（部分論點由李達寧先生於讀書組提出，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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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訪許煜系列︰
第一篇︰從有機體論再思「人類」定義 — 哲學家許煜新書發布會的撮要與重構
第二篇︰重構世界史，建立當代科技觀
第五篇︰重啟現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