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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登於立場新聞
香港律師會最近舉辦法律可達黑客松，我在今年七一在少數族裔隊伍中巧遇其中一位參加者Sidd，就談起如何透過各自的項目如何促進正義可達（Access to Justice) 。剛好路經白逢恩 （Bethune House)之家的攤位，正好向他介紹這項促進正義可達的項目。
白逢恩之家是一個庇護服務，讓在經歷司法過程中的外傭能有瓦遮頭。
由於打官司期間不能從事家傭以外的工作，也會無家可歸。因此，被僱主剝削/欺凌的家傭很常啞忍。而且，司法過程動輒數年，要怎麼承受？
以印傭Waliyah控告僱主懷孕歧視為例，由她2013年被解僱，至2017年才終判勝訴。
在此期間，於2014年就有另一位印傭Erni Apriana因害怕被僱主解僱而自行墮胎，最後被捕。一念之間，是冒上四年時間爭取公義，還是「自行解決」，你抉擇如何？
被僱主虐待的女傭Erwiana Sulistyaningsih，案件由2014年揭發，僱主雖於2015年被定罪，但法庭一直到2017年才裁定賠償，經歷3年才告一段落。恐怕更多的Erwiana只能無聲吶喊。
在佔中期間，我在旺角一次衝突中被襲擊，而在追究過程中，我多次被警察勸告放棄。甚至在上庭之時，警方仍建議「簽保守行為」。最終襲擊我的人被判罪成。
堅持追討公義並不容易。因為要請假認人、上庭等等，如有工作在身，實在不勝其擾。就我的情況，官司耗時一年才結案，期間對我的精神壓力也是挑戰。
這對我一個本地人也殊不容易，何況是因被虐而要將僱主告上法庭的外傭姊妹？如果在爭取正義的期間，姐妹已無處可容身，那多少案件將不了了之？請記住，Waliyah和Erwiana爭取的公義，不是她們的公義，而是我們的公義。
無聲吶喊對法治也有負面影響，因為普通法系統是一個有機生態，需要有案例的投入才可以持續完善。而高昂的代價就阻嚇了很多代表著極大不公義的潛在案件。
如果你在正義可達黑客松期間觀賽，大概會對香港法律界充滿信心：在報告社會創新解決方案之時，參賽隊伍都十分關心基層、移工等等。
但我就有一個問題：我們在提案之前，除了對科技創新、法律界的利益外，對我們宣稱要協助的群體所面對的困難有多理解？
老老實實，是否我們一句，外判給「合作的非牟利團體」就可以在評分紙上得到一個剔？或是有理冇理用左大會贊助既chatbot 先算，帶著solution去尋找問題？
白逢恩庇護中心的資源，正實實在在地在家傭遇到不公義時可以放膽爭取，將自己的案件帶入司法系統。由此，我們的法治系統也得以與時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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